从那个地方搬家已经40年了，古城寿县十八茅厕巷老广播站，那扇斑驳的黑漆木门，仍深植在我童年的记忆中。
那里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家。母亲师范毕业，被分配到寿县广播站工作，住所也就安排在广播站院内的一间小房子里，一直到结婚、生子。父亲常年戍边，母亲独自带着我和我姐，在这个院子里度过了她十几年的青春时光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古城，电视机还是稀有物品，街道两侧电线杆上的大喇叭，是新闻信息传输的主要渠道。每天清晨，广播站木质的楼梯上就会“噔噔噔”响起脚步声，值机员打着哈欠来到机房开启机器，嘹亮深情的《东方红》响彻云端，也开启了古城人一天的生活。
广播站是办公和住家混用的一个院落，四五个家庭居住在一起。午饭时，大家会端着饭碗相互串门，遇到好菜随时“分享”。晚餐谁家来客需要陪同时，基本不会扭扭捏捏，一喊就到，划拳声响彻整个院子。
那时候用水没有分户，全院子只有一个水龙头，刷牙洗脸洗菜都得排队，日子久了，也就形成了规律，哪家固定在什么时间用水，基本达成共识。上厕所，得出院子才能解决。作为十八茅厕巷，公厕是不缺的，但没有十八个，最近的公厕出广播站院子左拐就到，每天清晨，家家户户都会蓬头垢面拎着痰盂上厕所。
后来，随着西大街广播局大楼的建成，广播机房和设备陆续搬了过去，广播站成了纯粹的家属院，对它的称谓，也变成了“老广播站”。院子里的孩子越来越多，成天鸡飞狗跳。院中央有根安装监听广播的水泥电杆，垂下一条连接喇叭的铅丝，只要开启广播，那根铅丝就会产生微弱的电流，于是年龄大点的孩子喜欢作弄我们这些年龄小的，快到广播时间，就会诱导我们握住那根铅丝，广播一响，浑身突然一麻，非常难受。我们便向大人告状，借大人的手收拾他们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住在老广播站的女人都挺厉害，但对邻居的孩子却很和善。有一天，我看到院子里的孩子拿着大人扎的风筝出去玩，特别羡慕，但我父亲在部队，没法给我做。于是我就照葫芦画瓢，找来竹板，准备用菜刀劈成竹片扎风筝，结果一刀下去，斜劈到左手的虎口上，顿时鲜血直喷，这一幕，正好被隔壁厨房的阿姨看到了，她立刻拿毛巾紧紧摁住我的伤口，尖叫着喊来我妈，紧急把我送往医院。等到了医院，我已因失血休克，医生说，砍破的是血管，幸亏处理得当，来得及时，否则不堪设想。
更和善的，是这个院子里的老人，但很多和善的举动，却成了往事的泪点。那时物质匮乏，母亲独自养一家人有些捉襟见肘，饭菜常常缺少油腥。一天，邻居老奶奶看到我家中午实在没什么菜，就把自家做的肉末炒粉丝盛出一碗送到我家，我和姐姐看到后顿时垂涎三尺，你争我夺，互不相让。结果，被苦日子压抑已久的母亲一下子爆发了，夺过碗，狠狠摔在地上，然后大哭了一场。
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好像日子突然变得不同了。老广播站的人家有的分配了新宿舍，有的在外面宅基地翻盖了房子，还有的家属做起了百货生意，赚钱买了新房。院子里的玩伴们陆续搬走了。当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父亲转业了，根据实际需要，组织上给我们家也安排了新的住房，从此，我们彻底离开了老广播站。
一个暖洋洋的黄昏，我从十八茅厕巷口路过，这条著名的巷子现在已经更名为“卫生巷”。巷口卖卤菜的大哥居然一眼认出我，还说当年我们在老广播站住的时候，经常和他一起玩。在童年玩伴的提醒下，得知老广播站在焕然一新的古城中依旧“顽强”保持着过去的模样。我带着点忐忑，推开了那扇告别了40年的木门：还是老地方，还是老景象，童年的我早已了无踪影……记忆中偌大的院子，现在看上去，居然显得好小。在一个个熟悉的角落，我仿佛又看到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和面容。我来到曾经的家门口，坐在台阶上，回味着自己的童年。这时，一个陌生的面孔打开了门，问我找谁。
“我找我自己。”我笑着和陌生人告辞配资头条官网，走出了寂静的老广播站，大街上的热闹气息扑面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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